人物简介
商鞅（约公元前395年－公元前338年），姬姓，公孙氏，名鞅，卫国人，故又称卫鞅、公孙鞅。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，法家代表人物。商鞅早年师从尸佼，学习杂家学说，后入魏国，却未得魏惠王重用。彼时秦孝公求贤若渴，发布求贤令，商鞅闻讯西入秦国，凭借卓越的才能和远见卓识，得到秦孝公赏识，在秦国推行了两次变法，使秦国国力大增，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然而，商鞅因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，在秦孝公死后，遭到旧贵族的反扑，被诬陷谋反，最终车裂而死，但他的变法成果却得以保留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。
展开剩余87%少年立志，初入仕途
商鞅出生于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，虽家道中落，但他自幼聪慧好学，对治国理政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他勤奋钻研各类学说，尤其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，立志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，改变国家和社会的现状。
成年后，商鞅来到魏国，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，成为魏国相国公叔痤的中庶子。在公叔痤身边，商鞅得以接触到魏国的政治核心，深入了解魏国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情况。他目睹了魏国通过李悝变法逐渐强大起来的过程，深刻认识到变法图强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。同时，他也敏锐地察觉到魏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，如贵族势力庞大、官僚机构臃肿、土地兼并严重等，这些问题制约了魏国的进一步发展。
公叔痤十分赏识商鞅的才能，曾向魏惠王举荐商鞅，称他“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王举国而听之”。然而，魏惠王并未将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，认为商鞅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不足以担当大任。公叔痤见魏惠王不听劝告，又担心商鞅日后为其他国家所用，对魏国构成威胁，便建议魏惠王杀掉商鞅。商鞅得知此事后，并没有惊慌失措，他冷静地分析道：“魏王既不能听公叔之言而用我，又安能听公叔之言而杀我乎？”于是，他继续留在魏国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闻秦求贤，西入秦国
就在商鞅在魏国郁郁不得志之时，秦国却传来了求贤令。秦孝公即位后，深感秦国地处西陲，国力弱小，常受中原诸侯的轻视和欺凌。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局面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，秦孝公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，宣称“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”。
商鞅看到求贤令后，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的绝佳机会，于是毅然离开魏国，西入秦国。商鞅到达秦国后，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，先后四次求见秦孝公。前两次，商鞅向秦孝公讲述帝道、王道，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，认为这些学说过于迂阔，不能在短时间内使秦国强大起来。第三次，商鞅改讲霸道，秦孝公来了兴趣，但仍觉得不够实用。直到第四次，商鞅向秦孝公阐述富国强兵的法家之术，秦孝公听得如痴如醉，与商鞅连续交谈数日而不倦。从此，秦孝公对商鞅委以重任，决定在秦国推行变法。
舌战群儒，坚定变法决心
商鞅的变法主张遭到了秦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。以甘龙、杜挚为代表的一批保守势力认为，秦国一直遵循祖宗之法，沿用旧制，国家也能维持稳定，不必轻易变革。他们担心变法会触动自己的利益，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。
为了说服秦孝公和朝中大臣，坚定变法的决心，商鞅与甘龙、杜挚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。商鞅指出：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。故汤武不循古而王，夏殷不易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”他强调，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，治理国家不能因循守旧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。只有打破旧有的制度和观念，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。
甘龙则反驳说：“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，不劳而成功；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”他认为，遵循旧有的制度和习俗来治理国家，可以使官吏熟悉政务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不需要进行变革。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溺于所闻。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伯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”他指出，普通人习惯于旧有的习俗，学者局限于所学的知识，他们只能守成，而不能进行变革。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制定法律，有才能的人才能变革制度。
经过这场激烈的辩论，秦孝公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，他力排众议，任命商鞅为左庶长，开始在秦国推行变法。
推行变法，富国强兵
第一次变法
公元前356年，商鞅在秦国推行了第一次变法。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颁布法律，制定连坐法：商鞅将李悝的《法经》带到秦国，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、修订，颁布了秦国的法律。同时，制定了连坐法，规定居民以五家为“伍”、十家为“什”，相互监督，一家犯法，其他人家如果不告发，就十家连坐。这一措施加强了对百姓的控制，维护了社会秩序。 奖励军功，禁止私斗：商鞅规定，凡立有军功者，不问出身门第、阶级和阶层，都可以享受爵禄；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这一措施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的局面，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，提高了秦国的军事战斗力。同时，禁止私斗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处以刑罚，减少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。 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：商鞅认为，农业是国家的基础，只有发展农业，才能使国家富强。因此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农业生产，如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，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；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，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。这一措施促进了秦国农业的发展，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。 焚烧儒家经典，禁止游宦之民：商鞅认为，儒家经典宣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会阻碍变法的推行，因此下令焚烧儒家经典，禁止私自讲学和游说求官的活动。这一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有利于统一思想，为变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第一次变法实施后，秦国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，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力发展，军事战斗力也显著提高。秦国的国力逐渐增强，开始在诸侯国中崭露头角。
第二次变法
公元前350年，商鞅在秦国推行了第二次变法。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废除井田制，开阡陌封疆：商鞅下令废除井田制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买卖。同时，开阡陌封疆，即破除原来田界上的阡陌封疆，重新设置田界，不许私自移动。这一措施打破了奴隶制土地国有制，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，促进了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。 普遍推行县制，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：商鞅将乡、邑、聚合并为县，全国共设三十一县，由国君直接委派县令进行管理。县令下设县丞、县尉等官职，协助县令处理政务。这一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，使国君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地方。 迁都咸阳，修建宫殿：为了便于向东发展，商鞅建议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。咸阳地处关中平原中部，交通便利，地势险要，是理想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迁都咸阳后，商鞅还主持修建了宫殿等建筑，使咸阳成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城市。 统一度量衡：商鞅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，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。这一措施方便了商业贸易和税收征收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。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，国力进一步增强。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，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。军事上，秦国的军队成为了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军队之一，屡次战胜其他诸侯国。
变法成效，秦国崛起
经过商鞅的两次变法，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经济方面，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粮食产量大幅增加，国家储备充足。同时，手工业和商业也日益繁荣，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，人口逐渐增多。
在政治方面，秦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，国君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。官僚制度逐渐完善，选拔官员不再以出身和门第为依据，而是以才能和功绩为标准。这使得秦国的政治更加清明，行政效率大大提高。
在军事方面，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显著增强。奖励军功的政策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，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，屡建战功。秦国的军队装备精良，战术先进，成为了战国时期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。
秦国的崛起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恐慌。公元前341年，魏国在马陵之战中被齐国击败，国力大衰。商鞅趁机建议秦孝公攻打魏国。秦孝公采纳了商鞅的建议，派商鞅率领秦军攻打魏国。商鞅采用欺诈的手段，诱使魏国将领公子卬前来会盟，然后在会盟时将其扣押，趁机发动进攻，大败魏军。魏国被迫割让河西之地给秦国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悲惨结局，功过留评
秦孝公死后，太子驷即位，即秦惠文王。商鞅在变法过程中，由于执法严厉，得罪了许多旧贵族。秦惠文王即位后，旧贵族们纷纷诬陷商鞅谋反。秦惠文王为了平息旧贵族的怒火，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下令逮捕商鞅。
商鞅得知消息后，被迫逃亡。他逃到边关，想要住店，但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，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，留宿无凭证的客人要治罪，因此不敢收留他。商鞅感叹道：“嗟乎，为法之敝一至此哉！”他只好继续逃亡，最终在彤地被秦军追上，战败而死。商鞅死后，他的尸体被带回咸阳，处以车裂之刑，全家也被诛杀。
商鞅虽然惨遭杀害，但他的变法成果却得以保留。秦惠文王虽然处死了商鞅，但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各项制度和政策。相反，他继续推行商鞅变法，使秦国的国力不断增强，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后世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。赞扬者认为，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，他的变法使秦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崛起为战国时期的强国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法治思想和改革精神，为后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。批评者则认为，商鞅的变法过于严苛，忽视了道德和人情的作用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。他的连坐法和重刑主义，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使社会充满了恐怖和压抑的氛围。
然而，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商鞅，都无法否认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中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法运动，改变了秦国的命运，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商鞅的故事，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激励着后人在追求变革和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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